新真理观——真理探讨小组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真理作为推动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主要力量而被人们所认识和追求。她以社会发展的需求为目标，又被历史的进程和社会所含能量的性质表现所决定，用不同的方式呈现、作用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也可以说是人们对真理的追求、探讨的历史。对于真理，人们的认识是各持己见。迄今为止仍然是如此。有人说，真理是永恒的，不变的；有人说，真理是客观的，相对的；有人说，真理是唯一的；也有人说，真理是宽泛的，普遍的；有人说，真理是需要理论来检验的；还有人说，真理是需要实践来检验的；有人说，真理是指导实践的；更有人说，真理是用来捍卫自由的……那么，究竟什么是真理？它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它与人类社会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

无论科学还是常识，无论教义还是经典，无论神话还是现实，人们在对真理长期的研究和探讨中发现，真理是人类对于宇宙间万事万物认识的规律性的表达。这个全新的定义使真理不但具有宽泛性和多样性，而且具有层次性、时间性、空间性、普遍性、传递性、延续性、超前性、延后性、复合性（重新组合）、派生性、可变、多变性、自由性、演义性、平衡性、整体性、数量性、方向性、现实性、阶段性、行业性、领域性、区域性、群体性、针对性、排他性、控制性、相对性和绝对性等多种性质。

由于时空的无限性，所以真理对于人类来说是无限的，但是因为语言、文字的限制对于它的表达却是有限的，所以人类达到的绝大多数是相对真理。而相对真理可以深化、调整，成为不断接近绝对的真理。

真理的层次越高，越具有普遍性、广泛性、传递性、平衡性、整体性，其应用范围较广，应用周期较长。真理的层次越低，越具有针对性、行业性、领域性、区域性、群体性、排他性、控制性，从而其在应用中的阶段性很明显，其应用范围较窄，应用周期较短。

在不同层次真理的诸多性质中，无论真理高低，现实性都是最重要的，因真理必须是时代所需要的，高的要与时俱进，低的可以应运而生。缺乏了时代的需求性，也就失去了其指导现实应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社会所含能量的不断转化使得真理为了迎合与适应不同的时代需求，其呈现方式也是不拘一格的。或宗教，或哲学，或科学，或文化，或主义，或模式，或理论，或技术等等，不尽相同。这也是真理的多元性所决定的。其中，每一种方式都有自己的传承。如，佛教的释迦牟尼、龙树、六祖慧能；古希腊哲学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阿基米德、牛顿、爱因斯坦；唯物主义的黑格尔、马恩、列宁、***等……他们对不同层次、不同阶段或行业、领域的真理都有自己一定程度的表达。但是，其表达和表达方式又都受着自身的限制。就现代哲学而言，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唯心还是唯物，都解决不了根本的或者说是基础的归宿问题。连说上帝已死的伟大的尼采都疯了，可见唯心到某一层面就停滞了，在哲学中它寻不到更高的追求，所以唯心哲学的高端思想还是在宗教里。唯物造成的危害更大，以马列唯物哲学治国的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信仰和道德严重退化，产生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矛盾，***蔓延、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等越来越引发大众的不满。

真理的诸多性质也形成了真理不同标准并划分了多种类型。如按层次性可分类为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或者是三维真理和多维真理；按领域性可分类为自然科学真理、社会科学真理和生命科学真理；按领域范围分类可分为应用性真理和信仰性真理；而应用性真理则还可分为技术性真理与学术性真理；按完整性可以分为朴素真理和理论真理；朴素真理比较具体，不系统，是片段；必须把它变为理论真理才更有生命力。还有时代真理和教条真理，真理如果教条了就没有生命力了。真理应该是与时俱进的。那么，究竟有多少种划分方法呢？真理具有多少种性质，就具有多少种划分类别的方法。

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人们探索、发现真理的方式和途径是大相径庭的。有的偏于物质性，如观察、实验、分析；有的偏于精神性，如觉悟、灵感、想象；有的则是二者并用，如推理、归纳等等。为什么？因为宇宙中所有的一切都具有传统哲学概念中物质和精神（意识）的两重性。对于人类来讲，小到意识所具有的物质性；大到在人类社会中以物质性为主和以精神性为主的能量转换，也就是说社会在以物质文明为主和以精神文明为主之间不断变换，从而社会所含能量也会发生变化。人们通过这些不同的途径与方法使得真理呈现于世。

真理是需要发现、挖掘和整理的；也是需要传承、传播和传递的。但真理的挖掘不应该停留在过去朴素的那种。比如《论语》，《古兰经》、《圣经》，包括部分佛经，许多话原汁原味，它们针对性很强，较具体。而且往往是片段的就事论事，就人论人，不连续、不系统或系统性不够。缺乏普遍性，或者说普遍性不够，这本身就限制了它的发展，需要升华。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真理的挖掘很重要。历史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创始人之后，由于后世大批追随者的挖掘和整理，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才获得丰富和发展。

真理的挖掘者、发现和整理者，可以说都是其代言者，而他们往往延续几代，传承和传递者就是其传播者，代言者一定是传播者，但是传播者并不一定是代言者。比如，耶稣是真理的代言者，同时也是传播者；而学校教师是真理的传播者，却不是真理的代言者。代言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一个群体。

在诸多真理的代言人当中，他们同真理一样也是分层次的，他们的素质和水平很关键，在对真理代言之时，可表现为深入深出、深入浅出和浅入浅出。如果代言人仅是真理的接收者，就只能表现为浅入浅出，如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基督教部分福音书；如果代言人不仅是真理的接收者还是真理的挖掘者就能达到深入深出，如佛家的《华严经》、《瑜伽师第论》；如果代言人不仅是真理的接收者、挖掘者而且还是真理的整理者那么就能达到深入浅出，如《道德经》；如果仅仅只作为真理的整理者，那层次就较低而且层面有限。古印度的佛陀，之所以层次高、层面广，就是因为他既是真理的挖掘者也是接收者、整理者。对真理的接收、挖掘和发现，三者有少许共同的地方，又并非完全一样，但是总称代言人。

也就是说，作为真理它不能脱离了人，必须以人表现出来——以人为载体、以人为化身，他们就是代表人物、引领者。那么这个代表人物可以随着其自身能量的高低以不同的形式来表现真理——自身能量低的，大家来承担，共同表现真理，因为低的你让他自己承担他也承担不了；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就是这个“将”的能量低，需要大家“万骨枯”的形式来承担和表达。而自身能量高的，代表人物或引领者自己就承担、表现了，当然这也要看所涉及的层次、领域和群体；政治领域的如赵匡胤、华盛顿、蒋经国、戈尔巴乔夫，科学领域的如达芬奇、佛洛依德、爱因斯坦，往往表现为力挽狂澜，鼎故革新。

真理，尤其是根本意义上的真理——信仰，不能脱离了人还在于它表达的拟人化——不管上帝也好、真主也好，实际都是真理拟人化、形象化的一种表现而已。无需争论存在还是不存在，只要是真理存在，它们就存在。因为真理的代言者是人，对象是人，就要拟人一些更方便。也就是真理里面必须涉及的对宗教的认识。宗教也是不同层次真理拟人化的一种表现。

真理被发现以后，并不代表着真理已经作用于社会。真理真正地作用于世，要看人们对真理是否接受和接受程度。

传说，中国古代的神医扁鹊，有两个哥哥且医术都很高明——大哥擅长发现医治未病；这个病还没发生，他就能发现和调理好，应该说医术最高，但是连乡镇都没走出去，因人们没有看到，不认可也不接受；二哥是擅长发现医治早期的病；这个病还很轻时就能发现，并且能够医治好，应该说医术很高，但是连县城都没走出去，因人们看到病很轻，也就不在意；老三扁鹊是擅长医治重病，病入膏肓了，能够治好，显得很有水平，结果走遍各地。

这就说明了，如果任由人们选择，在不同的阶段对于不同的真理表现方式，人们的接受程度也是不同的。首先是在于其自身或社会的需求性；其次是取决于真理的代言者和传递、传承者对于真理的表达和表现方式。吴冠军在《今天，如何来谈顾准？》一文中“一个思想被接受与否，不仅和思想文本（text）本身相关联，而且也同其所处的历史语境（context）紧密相关，就如浪漫主义（romanticism）能够在十九世纪成为支配性的思想浪潮，而在前两个世纪则不可能……”想必也是说，真理的代言者对真理表达的侧面吧。

人们不接受的真理，未必是层次低的，不需要的；而人们接受的真理，未必就是层次高的，但肯定是当前最需要的。被中国现代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推崇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人”的中国当代著名的学者、思想家、经济学家顾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早在1957年他就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是中国第一个论述社会主义制度下必须注重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人，第一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但是他和他的学说不仅为当时中国***的领导人彻底否定，而且也为苏联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所否定。可以说，顾准是真理的先驱。他在1934年便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倘若不是由于对科学真理的执著追求，他的仕途必定也会一帆风顺。然而自从提出了与众不同的学说，他就从此跌进了地狱。顾准的胞弟陈敏之向大家介绍他的哥哥的思想、品格和遭遇时，他说：“……在那个真理被抹上泥灰的日子里，人的生命被视为草芥。”无论是耶稣、哥白尼、伽利略，还是顾准、张宏宝……，历史也总是用悲剧形式来警示后人的――在真理探索的路上充满了血与火；在通往真理的路上，真理的代言人所付出的，不仅是自由和尊严，而且还有生命！

这些都说明了人类接受、确认真理的局限性所在——人们不接受的真理，只不过是它离人们的需求距离还远一些，因为超前于人们或时代发展的需要，所以不容易被人接受，需要一个推广的过程；而落后于人们或时代发展需要的真理，则必定被淘汰。

但是，如果没有自由选择的前提，人们是被强行或被迫的接受某一种方式、真理，如欧洲的中世纪教皇强行向人们灌输和推行天主教；穆哈默德以战争推行伊斯兰教；***以暴力革命推行马列主义等，那么，这时的真理即使有现实的需求性，如果不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也会很快成为少数人手中的工具，成了权力游戏的标签。

那么，真理能不能怀疑、反对？真理的可变、多变性决定了真理的能够修改和能够更新，所以她是可以怀疑，可以反对的。任何被代言的真理都受人的局限而带有阶段性、局限性等，当她教条、僵化而变得不适用的时候，就完全可以抛弃其不合理的成分，只保留适用的那一部分。同时，真理的复合性决定了真理是可以重新组合的。如果这个真理一开始就缺乏怀疑、反对、修改、更新的精神，甚至不允许这些精神的存在，就更说明这个真理是假的。就人类的局限来讲，没有万世不变的真理，只有不断发展、更新的真理。人类历史上许多宗教和科学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六祖慧能之开创禅宗，马丁•路德倡导宗教改革，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等。

真理是不封顶的，一些真理的继承者作为代言人没有看到这一点，以为自己到了真理的顶点，把握不好自身所代言的真理的更新，更谈不上发展，所以会出现其生命力的萎缩、降低、瓦解，甚至是社会的崩毁。比如，苏共垮台的真正原因就是以为自己到了真理的顶点，从而变得肆无忌惮——以为自己说的都是对的；以为自己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以为自己没有做不到的特权。结果，导致了苏联解体！殊不知，当真理的生命节点将要来临的时候，只有通过更新、提高自身才可以获得新的生命力。真理的层次越高，就越有包容性，生命力也就越强。

由于社会是由诸多元素组成的，所以，当真理落实于社会以后，会和周围的许多事物如道德、代言人、民众、政治、实践等形成各种联系或关联。

1、真理与其代言者的关系：

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相互的适应性。真理的接收者或挖掘者不是触碰不到整体真理，而是往往被自身所舍取、扬弃、选择了，这里真理代言人的素质、品质、能力、地位、影响力都在起作用。他们往往只是片面放大、侧重、夸大了适应其本身的部分。比如，马克思一生窘困，所以就痛恨资产者，这种概念的传输充满了他所代言的理论体系；***仅是中专生，所以就轻贱、迫害知识分子，而强调工农兵。“***曾经指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有一个依附在哪张“皮”上的问题。还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按照阶级分析的办法来区分的，意思是说，不同的阶级是不同的皮，而知识分子只不过是一些“毛”，依附在工人阶级身上，就是革命的，依附在资产阶级身上，就是反革命的”。（见《“老九”回来了》。这大约就是“五毛们”的先师和根源。

如果真理的挖掘者是农民，他挖到大粪会如获至宝；若是挖到钻石、珠宝，可能发现不了其作用和价值而放弃之。这样久而久之，就偏离了真理的原意，真理（精神性、思想性）就被挖掘者（人性）肢解了。

代言人并不是真理本身，将其等同为真理甚至是视为所有真理，都是错误的，其实，他（她）只是真理一个领域的一部分；不要把代言人凌驾于真理之上，他（她）只是个载体；一样具有不良的习气、毛病。严格说来，只要还披着这张人皮，就没有全知全能。任何代言人只要有这个肉体，肯定都会受三维时空限制。所以都有局限性——诸如时代性、阶段性、层次性等。因为人本身就存在限制，所以他挖掘的真理同样也存在局限性和阶段性。佛家讲的正法和末法就是此意。人类发现和已经表达的真理就如产品一样，都有一个生命周期，没有永久不变的，过了这个相应阶段就应该得到更新、发展。否则就会教条、僵化，就要退化，而真理教条化的本质是已经把代言人等同于真理本身，或凌驾于真理之上，极易表现或出现为个人崇拜。就如许耀桐教授在《政治观革新的六个方面》中所说的：“……认为领袖是真理的化身，领袖说的话就是最高指示，一句可以顶一万句。鼓吹民众相信领袖、崇拜领袖、服从领袖是完全必要的，这样的相信和崇拜，甚至要达到盲从、迷信的程度。”这样就意味着真理已经失去灵性和活力，没有生命力了。是所谓的真理到了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教条化真理的恶果往往都很大，因为这些所谓的真理实际上是把代言人神化了，而一旦神化就是不可更改。其实这代言人表达出来的未必都是真理。比如涉及生活的；或某天和某个人聊天说话，就都当成真理。***不就是这样吗？他说过甚至说错的话都被当作主义和真理去执行。

代表人物不要把他完全神化，代表人物的话不一定都是真理。“我爱我师，我尤爱真理”。代表人物表达的部分是真理，但是作为后来者应该把真理升华，系统化、理论化，而不应该让那种原有朴素的真理语句依然零散着。不过，也要以中为度 ——就像很多佛经，如《华严经》就太理论化了。所谓真理必须和社会现实相结合，不要脱离。既不能脱离现实，又不能完全沉溺于现实。

2、真理和民众之间的关系：

真理无论是对于社会还是民众都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如果真理教条化了，一样可以被民众所抛弃。民众对于真理不仅仅是接受和服从，还可以怀疑，可以反对，可以更新。起码公民、人民或群体中的一部分可以继承和发展真理，他们还可以发现真理。因为新的真理一开始的代言人往往都是从普通民众中产生，而不是产生在已经僵化的真理的体制内部，不管是哪个阶段、哪个时期都是如此。

3、真理和道德的关系：

道德是由真理产生的。所谓德，它肯定是在一种思想观念指导下的行为规范——德，道德也是真理的一部分。没有脱离真理的道德，也没有脱离道德的真理。只要有真理，必然有相应的道德观。真理和道德的相关性在社会科学领域显得尤为重要与突出，但在自然科学中，真理和道德的关联与在社会科学的领域相比，就小了许多，却终究存在联系。比如搞动物研究的，承认动物之间的灵性，也尊重动物，这也是一种道德。20世纪的二战时期，各国研究细菌战，或研究核武器，日军甚至拿人来做实验；或者像现在中国的大陆，用黄金大米拿学生做实验；这些都是没有人性的表现。所以爱因斯坦在晚年会忏悔，忏悔他同意研究原子弹。总之，凡是和生命相关的范畴，真理和道德的关系就越加密切。严格来说，道德是真理的派生，因为道德首先不能脱离真理。

任何只追求真理而不讲或忽略道德的真理，都是伪真理。如希特勒法西斯式的，那种导致暴力、战争的真理；而只讲道德，不讲真理的道德实际也是伪道德，如当前中国的忠于党旗帜下的维稳。

随着语言的变迁，现代人讲的真理即是道，道德即是德。尊重、信仰的真理层次越高，道德就越稳固；尊重、信仰的真理层次越低，或者没有尊重真理，道德就成了空中楼阁。

4、真理和政治的关系：

真理应该是高于政治的。尤其是哲学真理对政治应该有指导作用，而不应该把真理和政治混为一谈。马克思主义一起步就把真理和政治混为一谈。为什么？因为它提出的“真理”开始就以夺取政权为目标，也就是说，他的真理是以政权来推行的，其真理已经降低到政治范畴，形成了宗教信仰之外的政治信仰，所以就会党政不分，连邓小平自己在改革初期的时候，都提到过“党政不分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最关键的问题”。为什么不分？因为马克思主义就像伊斯兰圣战、基督教早期的十字军东征和中世纪教皇专权一样，真理已经降低成为准宗教了。何为宗教？是已经教条化的真理。

真理和政治应该是分开的。真理的代言人未必就是政治领导，如耶稣、爱因斯坦、老子等都是真理的代言人，但都不是政治领袖。思想和权力的最佳格局是分开的，如果强凑在一起，就会造成真理的矮化。也就是说，如果是思想理论足够高，领袖应该符合真理或思想理论，而不能拿真理或思想理论去迎奉、迎合领袖的意志。代言人和领袖的分开，不但能够互相制约、互相监督，而且可以防止真理因权力、利益的浸染而被僵化和失去灵性。这在政治上常常表现为政教合一；在学术上则表现为学霸。无论在哪一个行业或领域，一旦形成垄断，真理就很难发展或不再具有鲜活、自由的生命力。真理代言人一旦失去其代言真理的作用，很快就会被别人取代，就要被淘汰。真理及其代言人，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都具有阶段性。

5、真理与实践的关系：

在发现真理的过程中，实践是印证真理的一种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也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类真理之间可以互相比对。

在真理应用过程中，实践是在真理指导下进行的，实践对真理有补充、丰富、检验之辅助作用。

过分强调真理的指导性，否认实践，容易教条、僵化和倒退；过分强调实践，就会不尊重真理，漠视真理，从而导致盲目和失败。

6、真理与真理的关系：

在类别各异的真理与真理之间，无论其存在着多大的差别，都应该是并存的，这是最为基础的。此外，真理之间还存在着互相指导、包容、依存、印证、互通等关系。如果不能兼容其他真理存在，要么是层次太低，要么本身就是伪真理。

人们对于真理的接受程度和态度，制造也决定了真理在人类社会中的存在状态，也形成了人们对真理的误区。反过来讲，人们对真理的误区，也同样反映了人们对于真理的接受程度和态度，其二者是相互佐证和相辅相成的。同时，二者也为人们如何去判断真理在不同阶段或领域的适用性、实用性甚至真伪性提供了一个大概的方向和依据。

（一）真理的教条化

高层次的真理本就属于宇宙多维空间中高维的范畴，大多数的时候，除了代言人和少数传播者，人们理解或接受起来会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困难。由于这种困难，在真理的传播过程中随着对真理的领悟者渐少，人们只能仰视真理，人们把真理看得太高了，只能照本宣科，久而久之就把真理教条化了，而教条化的同时也把代言人给神话了，所以这时候就容易形成个人崇拜。如欧洲中世纪的教皇时期；中国文革时期；现在伊朗的政教合一现状等。它和个人崇拜是同时存在的，可以说，是人们对真理的教条化导致了个人崇拜，也正是真理的教条化导致了真理的僵化。它们都给人类社会带来极大的灾难，如中国文革劫难；红色高棉大屠杀；伊斯兰圣战者之恐怖活动；愈演愈烈的北韩核危机。金正日曾经的一句话或许更能让世人明白僵化的真理（共产主义）带给全人类的是什么？他说：“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一定要炸掉地球，和美帝国同归于尽，一个没有朝鲜的地球还有什么好留的。”

从某种意义来说，真理在后人手里的教条、僵化或许才真正限制了人类的发展。

（二）真理的脱离化

真理之所以脱离时代，严格来说是因为人们把它膜拜了，是人们因达不到而把真理看得太高。它是真理教条后的一种极致、极端的表现。比如佛教，它强调解脱，并在这条路上划分出若干个台阶。但是出世性太强了，这对于入世的人们来说就显得高不可攀。因它的入世性不够，社会职能也就不够，相对于入世来说是脱离和教条的。它的教条化是因为距今时间太长了，2500多年的时间传承，可想会曲解多少？而且其最高境界仍需要个人的实证来完成。因为佛陀当年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只有效仿佛陀当年走过的路径以求继续来做印证。谁也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但是后人确实达不到了，没法去对真理做个人实证式的的印证，所以，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没法不教条。

佛教的侧重个人解脱导致了其入世功能差。在这一点上，道教也不例外。他们大多是求个人解脱或注重学术上的登峰造极，邦暗则隐、邦明则显，对社会的影响很小。所以以出世为主、入世为辅。现在无论佛教、道教，出家成了一种教条化的形式，仿佛只有这样才是对自己所追求真理的相信与遵从。但是，其中也不乏有人或者是越来越多的人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这和一开始佛陀开创出家的初衷是不一致的，当时出家的初衷是摆脱等级，减少人性差异的影响，就如现在的人们追求平等一样。

(三)、真理的工具化；

什么是真理的工具化？就是自己并不全信，甚至根本不信，但是却让别人信。在人类历史上，由执政者（过去被称为统治阶级）垄断真理——或者垄断真理解释权——的阶段是屡见不鲜的。他们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垄断了对真理的探究和解释权力，也就有了维护自己统治的合法性。现在中国大陆的马列真理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虽然说，中央早已进入了非意识形态的时代，多数人对所主张的主义，未必有信仰，但把主义作为工具，人们还是有某种的执着。”（张鸣《中国向何处去？》）

列宁的革命导师普列汉诺夫曾经做过一个预言：

1、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知识份子的队伍比无产阶级增加得更快，在生产力中的作用跃居首位，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已经过时。

2、布尔甚维克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演变成一党专政，再变为领袖专政。而建立在欺骗和暴力基础上的社会，本身就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炸药，一旦真相大白，便会土崩瓦解。

3、“布”党将依次遇到四大危机：饥荒危机、崩溃危机、社会经济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最后政权瓦解，这一过程可能持续数十年，但这个结局谁也无法改变。

4、国家的伟大并不在于它的领土甚至它的历史，而是民主传统和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公民还在受穷，只要没有民主，国家就难保不发生社会动荡，直至政权垮台。

实际上，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以后的预言。有时候真理表面的教条化实际上是一种工具的表现。那么，为什么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的需求性越来越小，从而导致大部分必须更新才能有发展？因为它只是为了短时间、暂时的需要而造出的甚至拼凑出的一种所谓的真理。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伪的或层次很低的，如果不能够提高或被提高，只能退出历史舞台。为什么中国大陆会出现党指挥一切？因为马列主义***思想凌驾于真理之上了，这时的真理已经权力化了，成了傀儡和装饰，成了党攫取利益的挡箭牌。而这恰恰是把二者倒置了——代言人应该是真理的工具，人要成为真理的践行者、实行者、执行者和宣传者。层次越高的、越接近绝对的真理，人越应该去迎合；而不应该真理去迎合人，成为人的奴隶。如果真理去迎合人，那么真理就被矮化成为玩偶和工具了。从这个角度也可以判断出真理层次的高低，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这种提法本身就有问题。它在于真理被矮化甚至个人化了。人要做真理的工具而不是真理做人的工具，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真理的标准！中国***一直提倡的忠于党，其实也是对自身真理认识的一个误区。过去，给领导提意见就是反党。领导就是代表党吗？党就是代表真理吗？它们的观点是，领导=党=真理，甚至党大于或高于真理。党的做法是：为了领导人的意志，他们可以创作出一种理论，让真理的光环来美化领导，无论对错，让真理成为奴仆、成为工具。孰不知，一个不当的决策即使无论以如何的“真理”、“理论”来增添光环和贴金，其后果的危害性和严重性都是无可掩盖和改变的。如中国的三峡工程、三门峡工程等等。尽管当时拿出所谓专家、科学家们的态度和意见，但是，现在看当时真实的情况，根本没有几个科学家在坚持。为了迎合领导者的意愿，党可以违反自然规律，但是当灾难形成后，却没有人为大众负责，没有人为受难者买单。

（四）真理的漠视化

对真理的漠视是把真理看得太低了，以至于说是看没了。不相信有真理的存在。它是真理工具化的一种极端。漠视有两种情况，一是全部漠视，一是部分漠视。全部漠视的情况其实很少，几乎是不存在。只要生为人，从小就要被灌输进观念，这些观念总会有他正确的地方，比如，有的人再坏，它还有个孝；只为利益的土匪，还有一个义字当头；所以说，终究有一部分他认同的真理。严格来说，漠视真理大部分属于部分漠视，只不过存在着范围或程度上的差异。***从一产生，很明显只承认一部分真理——只承认他自己的真理，不承认全部真理。换句话说，他们只承认自然科学真理，不承认大部分社会科学真理。即使是现在，也还是如此。漠视真理有几种表现：

A、真理道德化；即，要打击一个真理的代言名人，首先从道德——作风问题去攻击他离经叛道，以达到打倒他的目的。如中国大陆解放以后对掌握知识、传播真理的知识分子的打压、迫害，尤其是在后期，其不仅是对真理的一种背叛，而直接是把真理道德化了。

B、真理实践化；***提出的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相结合就是最好的真理实践化的例证。实践是真理的一种表现、体现，并不是所有的真理都需要实践来表现。真理实践化是把二者等同了，这本身就是漠视真理。

C、道德真理化；即，单纯的强调道德，把道德渲染、上升为必须去遵从的真理。如在“保钓”事件中，中国民众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被扶持到了前所未有的疯狂，国旗、标语到处充斥着路人的眼球——“宁可大陆不长草，也要保卫钓鱼岛”。这种血腥、对立可见一斑。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作家莫言，他的一句“搁置争端共同开发，有一个争端的地方谁都不许去，让鱼过去，鱼类感谢你”是否令某些所谓的政治家汗颜？这是否才是一个中国人的应有的正确态度？正常情况下，在真理的指导下，在承认人权的基础上，这种把道德升格为真理的举动本也无可非议。但是，中国的真理在哪里？在一个没有真理的国家，把所谓的道德真理化，这首先是一种失去方向感的疯狂；其次更是幌子和工具。

D、真理权力化；漠视真理的最后一种是将其权力化，极端表现即是个人崇拜。它是真理工具化的一部分，但是比其更为严重和恶劣。如中国的文革就是真理权力化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放到现在来说，是“党大”、“官大”的问题。这是党垄断政治权力和体制结构中权力过于集中的致命弊端的表现。

真理误区的几种情况中，都不是单独可以存在的，它们相互之间都是有交叉但是又存在着区别。面对琳琅满目如商品一样多的真理，应如何去鉴别和选择而后加以应用、落实于自身或社会？其实，真理的种种误区为大家展示了对真理的种种判定标准，以更明确和准确地判断、甄别真理的真伪、高低和优劣。

真理为人类文明提供了指导，更提供了前进的动力，社会需要真理！真理首先应该受到社会的尊重。尊重真理在社会中的表现即是尊重规律，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因知识即是固定化的真理，知识分子是真理的传播者和传承者。其次要包容多元文化，信仰自由，真理的层次性和普遍性决定了各种文化和信仰应该共存共荣。

我们不但要相信真理、尊重真理，更要发展真理。为什么？相信、尊重真理是对以前的一种继承；但真理毕竟是人发现的，是代言人来表现，所以他还需要发展、需要更新。如果连真理都不相信了，她就会被漠视；而真理如果过分被尊重，她就易教条化、语录化；我们提倡的中间状态是对的，既不教条化，也不工具化。引用佛家的语言来定位对真理的态度最精炼：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

正确的真理不是某人、某事或某经典就可以、可能概括和框定的。比如，虽然马列真理被中国***概括和框定了数十年，强势造成政党崇拜和领袖崇拜，并形成政党和领袖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但它并不是社会大众人人所需要的。

正确的真理即是信仰。这个信仰必是为社会大众人人所需的。必是在人人平等，生命平等的基础之上的；也一定是利于他人，利于社会，利于人类的；它会包容各种真理和文化；也有能力跟周围一切、跟整个世界和睦相处。然后，给整个世界带来友爱、和平、团结、进步、文明与繁荣。

哥白尼说：“我为追求真理而活着”。那么，真理在哪里？真理落实在哪里？真理即是在现在的、潜在的社会需求中，也落实在现在的、潜在的社会需求与认知里。这正是人们接受真理和真理存在于社会的理由。

目前在各个国家、地区的真理存在中，涉及人数最多、限制性最强的，莫过于以中国大陆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传承和使用的所谓马列真理。虽然中共领导出访时讲到“我们不输出革命，也不输出贫穷”，但它带给世界的恶劣影响依然是存在的。现在以它做主导的寥寥数个国家（地区）的微弱存在现状，告诉人们马列真理正在与现代整体的世界文明渐行渐远。即使是当初选择马列主义来作为建国基础的中国，需要的也不再是无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暴力、消灭、你死我活；也不再排斥私有；更不需要以对立的意识和形式来指导和解决问题！而是需要共存，平等，合作，和谐，文明和进步。

中国“必须站到更高的站立点上，以更宽阔更辩证的思维去认识，切忌僵化、肤浅、短期行为。刻意于拉开与世界的距离，只能将自己引入狭窄的精神空间。”（公方彬：《新政治观基础上的中华民族核心价值》）所以，如果马列真理想继续留任世界历史的舞台，就必须改，必然改，必定改。邓小平说过，“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但是，中国改革的道路，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既不是八十年代的“原生态”，也不是九十年代的“次生态”，而成为权贵获得利益的一种扭曲纠结的“新生态”。社会生态日益固化的情形之下，“改革”不仅不能提振人心，就连“改革”这一词汇，内涵外延，到底包括什么，似乎都已经成为一个问题。”（谢志浩的《顾准后代何以是“左派”？》）尽管如此，继续改革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世界大国来说，仍将是一个别无他途的选择，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指导思想的革新。如果中国和***和马列不进行切割，那么，拯救马列就是拯救***，就是拯救中国！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王长江在《现代政治观的思维模式障碍》一文中指出，“与其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是因为没有确立现代政治观，不如说我们整个理论思维模式还存在较大问题，说到底还是革命党思维向执政党思维转变没有完成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文化领域都有所表现。”可问题的关键是，谁来拯救它？如何拯救它？

名存实亡的马列真理，要让它起死回生，就必须为它注入新的灵魂！这个新的灵魂就是饱受马列禁锢的中国人所最需要的——自由，公正，和平，民主，尊严，平等。人们需要这样更高的真理，也需要这些更高的信仰！在过去历史的印辙里，人们总是喜欢把信仰与宗教、与神和上帝放在一起，其实，信仰是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不一定就是宗教。像自由、公正、和平、民主、尊严、平等不都是真理和信仰吗？被劳教的大学生村官任建宇的“不自由，毋宁死”是一种信仰，他说最多20年就可以给他平@反；顾准坚信人类永恒进步是一种信仰，他在去世前留给学生吴敬琏的话是“待机守时”——“总有一天要发生变化，发生变化时要拿出东西”。

客观来看民主，她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周淑真在《政党政治理念的变革》文中讲：“自由民主转为既是一种价值观念，也是每个人亲身体验的真实生活，权利意识、维权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增强，大众政治的时代到来。”“我们过去较多是囿于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过于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忽视了政党执政活动的一般性规律。规律反映事物的本质，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而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这些说来谁都懂的常识，在政治领域、特别是在民主问题上却时常得不到认可，甚至成了禁区。例如，民主政治在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很多原则，这些原则背后往往是西方国家的长期实践，往往带有很强烈的西方色彩。然而，并非带有西方色彩的东西就一定是西方的东西。事实上，人类社会积累的许多宝贵财富是人类的共同财产，但往往谁发明的便会更多地带有谁的色彩。去除这些色彩，看到它本质的东西，而不能因为带有它们的色彩就简单地拒之门外，这才是科学的态度。”（王长江《现代政治观的思维模式障碍》）

民主不是谁家的，既不姓资也不姓社，既不专属西方，也不专属东方，而是归属于全人类。她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文明成果，是人类共同的财富。

事实上，在民主这个问题上，中共党内党外还是很有一些共识的；往回走，回到***时代，均贫富，甚至于“打土豪、分田地”，极可能伴随人头落地、流血千里，如薄熙来的“重庆模式”所展示的那样，这条倒退之路是找死，它逆世界潮流，唯背人民意愿，已经也必须斩断；维持现状，不改，继续高成本维稳，维护利益集团，其后果就是，***到底，糜烂到底，这条中间之路是等死，它短期而言或可维持，长期而论必然被民怨淹没、被民变掀翻，下场更惨，多年的维持等死已经被大众唾弃，被世界孤立；朝前走，改革，建立民主与宪政，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监督与制衡，堵塞***之源，这条前进之路才是求活，必然伴随宽恕与和解，如南非和缅甸模式所展示的那样，是高层、精英、大众的不二选择。所以现在不是改不改的问题，而是到底应该怎么改？民主这个结果是大家都盼望的，关键是如何改革？如何开局？

“直面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和社会各种矛盾交织激化的现实，我们必须承认时代在变、社会在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也正在随时代和社会发展而改变，因此，承担治国理政职责的执政党的组织形式、观念形态、政策主张、执政方式也必须随之改变”（见周淑真《政党政治理念的变革》）。那么，影响和决定这些的因素甚至根源是什么？是中国执政党的建国基础——马列主义。所以，更新马列，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走向新文明的开始！是中国走向新文明的开始！

有人说，不再使用它就行了，何必呢？因为一个事物如果不从根源上解决，由于因果关系仍然存在，将来仍然有可能犯类似的错误，使人们再受伤害。***总理在3月两会所说，“不改革，***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就是这个意思。“文革”思维重现在我国并非没有可能，2012的薄熙来案就是个很好的例证，因为其根源没有解决。“文革”等系列运动的根源在哪儿？到底错在哪儿？它的根源是马列真理！错在它否认私有制，也错在它以对立的意识与形式来解决问题，如果仔细探讨起来，它实际上存在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而更新马列，就是要从源头上解决。如何更新？

1、唯物要补充上唯心，即物质要补充上精神，要心物辩证；允许多种文化并存。
2、消除对立，强调统一；消除阶级、斗争意识；
3、消除专政、专制，提倡平等、自由、民主；
4、肯定私有权利、私有财产合法，公私并存；
5、共产要调整为共享；在承认差别的平等基础上的共享；能够兼容公有和私有的利益和精神的共享。

与其说更新马列是中国走向新文明的开始，倒不如说更新马列更像是中国的一个宿命。

“德勒兹曾提出一种思想人物的研究路径，就是将思想家的作品拉出其历史性的语境，将他从其“时代性形象”中推出来，使其理论性内核向“永恒”打开”（吴冠军在《今天，如何来谈顾准？》）。更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是这样一个路径。当我们用新的思维、语言、概念来重新阐述唯物哲学三大基本定律的时候，就是在从事哲学的发展和创新，用德勒兹的话说，“哲学史就是哲学本身的再生产”。而这些被更新了的规律和概念，会给予社会以全新的工作方式、模型和状态。这对于中共中央的主流来讲，找到一种既能维持中央传统，又能稳住局面，同时又可以促使经济发展的路径，在当下诸多情况中是最为合适的。胡适曾说：“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用此来形容眼下，当是恰如其分。

每一种真理都有其独特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其历史使命必有其标准和要求，这是真理的诸多性质决定的，那么真理只有更新才能接任新的历史使命，并逐步达到其标准和要求。我们所处的时代也因其多样性决定和允许了各种层次、领域的真理并存。例如新闻自由，舆论自由，社团自由等。只有对马列本身原有错误的纠正，才能说对它的更新、发展，否则就会被淘汰，被其它的代替掉。所以，中国目前的改革现状核心，不单纯是政改，而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除原有的思想禁锢。当以更高的理论作为基础的时候，才发现改革之路非常明朗。即，既不提倡全面照搬现代西方民主的进程与结果，也不完全地、彻底的否定马列主义和***思想；而是对他们都进行合理的更新、取舍和扬弃。这样，对中国明汹暗涌的几大思潮，如唯心与唯物，传统与现代，极左和极右做一次合理的整合。只有这样，中国民主的转型之路才会避免社会的动荡，才会以最小的代价获得转型的成功！中国，这个从晚清起步就需求出路的国家，才会结束百年的痛苦探索和磨难，真正踏上富足、自由、民主、共和之路！

这是一个光明和伟大的时代。她不但及时还原了真理的本来面目，还创造了真理的巨人——甚至说，让真理的后来者直接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使真理气势磅礴地降临和指导人类，让社会循着时代真理的脉搏而跳动！当真理以素颜面对人们的时候，时代的真理带给人类的永远都是富足、文明、发展和进步，所以真理是不朽的。什么是不朽？遇罗克说：“所谓的不朽，就是在后代的心中引起共鸣。”人类社会的富足、文明、发展和进步的状态，前提都是遵循时代真理的结果。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由于社会所含能量的表现形式是物质性和精神性二者相互交替转换出现，所以，真理也是随着这种转换而相应地发生着以物质为主或以精神为主的变化来指导、推进着人类社会。这是社会发展具有的必然要求、必然趋势和必然规律。真理指导着人们的实践、思想；建立、提高着人们的信仰；直接促进着社会文明，提高着全人类的文明层次。她们这一共同的指导意义，在人类历史的任何阶段中，都是不可磨灭且永具光辉！


参考书目和文章
《道德经》老子
《大学》曾子
《华严经》释迦牟尼
《中观论》龙树
《成唯识论》世亲等著，玄奘编译
《理想国》柏拉图
《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
《新旧约全书》
《古兰经》
《上帝之城》奥古斯丁
《康德著作全集》康德著，译者：李秋零
《哲学全书》黑格尔著，译者：杨祖陶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叔本华著，译者：石冲白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著，杨震　译
《爱因斯坦文集》许良英，李宝恒，赵中立编译
《阴阳根本律》张宏宝
《***宣言》马克思恩格斯
《资本论》马克思
《列宁全集》列宁
《矛盾论》***
《实践论》***
《邓小平文选》邓小平
《把***还原成人》作者：茅于轼
《对***的再认识》作者：茅于轼
《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作者：辛子陵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作者：高华
《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顾准
《今天，如何来谈顾准？》作者：吴冠军
《呼喊——当今中国五种声音》作者:凌志军/马立诚
《政治观革新的六个方面》作者：许耀桐
《中国向何处去？》作者：张鸣
《新政治观创新点与突破口》作者：公方彬
《新政治观基础上的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作者：公方彬
《顾准后代何以是“左派”？》作者：谢志浩
《现代政治观的思维模式障碍》作者：王长江
《政党政治理念的变革》作者：周淑真